【篇一：社会价值取向——永恒的追问】

假设有一天人类培育，或者说设计出来了“电子羊”，它的外观与正常的羊没有任何差异，那么该如何区分它们？

这个问题的提出者是这样回答的：我们可以以仿生人作为类比。仿生人可能会对“朋友”具有情感，会对外界于自身的刺激作出情绪化的反馈，但不能对于陌生的仿生人共情。也即，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对它旁边一个它并不认识的仿生人进行伤害等行为，它并不能感受它的痛苦而自身感到痛苦。会对电子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认为这一判断方法（提出者称其为“移情测试”）是合理正确的，那么不难得到，是否能怀有共情心是区分生物意义是的生命与人工智能等电子“生命”的一大依据。但如此并未将人与动物区分开来。因而这里还是有很重要的另一点，就是价值观。人的同情心与价值观共同确立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

人的价值观与同情心来自两方面，一是人脑的物质基础，二是外界环境及社会舆论对其塑造的作用与影响。如果量子计算发展到机器的计算能力能达到人类神经元计算运作的负责程度所要求能力，那么这一物质基础或许是可以达到的，区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根本因素也这一过程中，关系价值观形成的舆论氛围与社会价值观取向便格外重要。人具有社会性，社会对人的作用是巨大的。人类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其特有的价值观发展与延续的机制，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所营造的舆论氛围与价值取向对个体及整体价值观的塑造又有着很强的反作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的正确性便至关重要。

许多思考与文学作品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以《萨勒姆的女巫》为例，群体性的价值观扭曲和同情心的沦丧在这一作品中得到了极大化的呈现。逐巫案成了人们报私仇、逐私利的方式、教会建立权威地位的手段。虽然最终普罗托克找回了他失落的人性光辉，勇敢赴死，但这一群体性价值扭曲的后果仍是发人深省的。同样，在另一部戏剧作品《犀牛》中，人们对于变成犀牛的态度由坚决抗拒、害怕厌恶转变为争着变成犀牛，以犀牛为美。这一转变恰恰警示了我们社会价值取向扭曲的可能性与其可怕的后果。

鲁迅先生在其《《呐喊》自序》中写到“铁屋子”的意向。处于铁屋子中的大多数是不觉的，正如当社会价值扭曲时群体中的大多数是以其为自然的，我们必须时时追问社会价值取向，以一种提出当时惯象的高度去反思、警戒彼此，才有可能不至在错误的路上走得太远，不至失去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篇二：穿越时空的旅程】

若要问世界上最灿烂、最辉煌、最瞩目的文化，答案一定是中华文化。曾经，无数人以中华文化为豪，为中华文化所折腰。拜倒于华夏文明，仰视它所达的高度，正如“手可摘星辰”的境界——用心感受，方能领会其博大。

中华文明的浓缩就藏在五千年文博园。这个美好的地方，就静静地倚在太湖边上，没有城市的喧嚣，只留下一片净土与它承载的历史。踏进文博园，仿佛打开了一条时空隧道，来到中华文化发源的地方，沧海桑田，一视无睹。

谁让中华文明有一个开端？是站在身边黄帝伟岸的身躯，还有尧舜俯身播种的背影，和眺望黄河的大禹。两千多年以后，一个划时代的英雄——秦始皇，让颇不宁静的九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了一个归宿。又过了两千多年，同样是划时代的英雄，毛泽东主席将打搅这亘古的富庶之地的侵略者击退，华夏大地又迎来了一次新生。纵观历史变迁，中华文明在蜿蜒中前行，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精髓，为它注入了一股又一股新鲜能量。

中华文化在发展的同时，衍生出一种复杂高深而精巧绝伦的艺术——根雕。它是大自然的馈赠，人们收到自然的礼物，用他们炉火纯青的技术包装这份礼物，制成了栩栩如生的根雕作品。根雕的妙，在于它的仿真性。人物头像的根雕使人们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一纹一皱，一凸一凹，无不绝类人面，甚至超过了人的肌理构造。若将它们涂上肉色，我想，没有人可以辨别出仿生人与真人吧。

皇帝留下的文物与艺术，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园林艺术。占地不大的园林中，凝聚了无数大师级工匠比重的心血。园林的设计巧夺天工，园内的生物来自世界各地。它们无不展示着中华古文化之绝妙。

中华文化受到过最大的创伤，毋庸置疑是圆明园的毁灭。断壁残垣倒坍在废墟之中，只有几柱石台仍矗立在饱受战火纷争的土地上，告诉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这段屈辱的历史，无时不刻不警醒着他们。

回到当下，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正在逐渐抹去人们对古文化的自豪，文博园正是为此而生。当你疲倦于快节奏的城市生活时，不妨来这里走一走，寻一丝即将逝去的文化碎片，采一撷几近淡忘的历史花朵，沉浸在中华文化中，感受它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