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我心中的陶渊明】
陶渊明是一位我非常喜爱的古代文人。到目前为止我对陶渊明的了解仅限于课本和一点零星的课外读物，所以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
陶渊明是一个正直、率真、洒脱、有个性的人。他的真性情总能吸引我，同时我认为陶渊明的洒脱和诗仙李白也有所不同，他的洒脱带给我的感觉是一种脱俗清幽的感觉，而李白带给我的更多的是豪爽仙侠的气息，相比之下我更要喜欢陶渊明。
有些人认为陶渊明消极避世，周敦颐把他定位成无为的隐士，我一点也不认为陶渊明是无为的。下课和同学讨论时，有人为了反驳我，将只知道种豆采菊的陶渊明和重修岳阳楼的滕子京、以及范仲淹作对比。我认为有必要从他们所处的朝代与他们的身世经历去深究一下：
陶渊明出身在一个没落的仕宦家庭，也算是名门了，按理说从政应是一路绿灯。可是无奈晋朝官场实在太过黑暗，贪污、腐败的情况远超《人民的名义》中“汉东省”。陶渊明这一小股清流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整方田地的污秽，再说了因为为人正直、率真，反对贪污而碰上几个大贪官的利益，可怜的他，官只能越做越小了。毕竟侯亮平存在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的小说里，他在书中所作所为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放在晋代的陶渊明身上就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陶渊明就算把栏杆拍遍，发出无限的感慨想尽无限的办法也无法改变沼泽一分一毫，于是乎，就只好不为五斗米折腰归隐山林，寻找自我解脱的道路。
至于滕子京和范仲淹，他们被贬因为在朝廷推行新政而被守旧派谗言污蔑。就算被贬，也是太守官职，将落后贫穷的东晋时代的芝麻官-陶渊明，拿来与大宋天下的太守作比较，就好比将普通的大学生创业者和王思聪作比较一样，前者的创业资金只有几千，好一点也就几万，至于后者，创业资金也不多，就两个亿。这结果不用猜想。
再来谈谈陶渊明的喜好——菊花。在我看来菊花的傲骨，坚韧，不与世俗争奇斗艳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为何因陶公喜欢就平白无故被扣上隐士的帽子？周敦颐自夸为“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陶渊明又何尝不是一朵莲花呢？如果他所在的官场不是污泥，也没有那个官场是泥潭了；如果他出淤泥有染，那也不会被后人扣上消极避世的帽子了。他能做到“而无车马喧”“心远地自偏”正是他的洁身自好的表现啊！至于他的《桃花源记》恰恰是他归隐多年一直牵挂天下百姓的证明，正是他心系天下才画出了安居乐业共享太平的宏伟蓝图。
这么正直，忧国忧民的伟人无奈被逼出官场，本想着退出那污秽的官场，不为五斗米折腰，让后人知道自己的一身正气，现在可好被后世人说成消极避世！实在让我为陶公深感不平啊！如果当时不退出，死撑着，后人只会说他跟所有的官员一样无能腐败同流合污，这真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嗟夫！无从可乐耶！”听到后世如此评价自己，陶渊明也是欲哭无泪啊！
【篇二：东篱——幽菊飘香】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是陶潜对生命的反问；“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是元亮淡泊的心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陶公处世的淡然。
“不为五斗米折腰”是他的坚硬。五斗米，看似微薄，却已是一日三餐的主要来源。羡慕他刚硬的处世，淡泊明志，即使是再大的诱惑，也玷污不了他那纯净的志向。
一直欣赏陶公淡然的本性，他与李太白不同，他所追求的只是傍晚绚烂的烟霞，一株带着淡香的幽菊，他从未改变过自己本心，从不为污秽世俗的诱惑走入看似华丽而炫彩的泡沫。太白的淡漠亦或是愤懑则是源于官场的黑暗与污浊，他也曾身怀大志，也曾充满希望亦或是天真地想象用自己的双手粉饰天下。但心似孩童的他们怎会想到官场的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终于在世俗泥滚的洗礼下，愤然避世，归隐山中或是游山弄水，自得其乐，再不去理会那人世间恼人的世事。
他们看得开，看的明白。你可以称他们天真，但这样纯粹的天真，你曾保留么？世俗的牵绊让你始终无法摆脱充满诱惑的泥沼，义无反顾地跳进以家人为理由，以生存为谎言的网中，愈想挣脱，反而箍的愈紧。
人们总是在抱怨得失，但试想，童年的快乐从何而来？是因为那一时微小的得失么？因为那份童心使然，使你远离了大人的世界，不去计较那几分几毫的利益。人们都说，愈长大，反而得到的快乐愈少，是世俗的洗礼还是自身已在不自知的成长中走入了生存的“原则”？
社会使然，没有利益的目标往往最难达成，这就是为何“感动中国”感动十几亿人口的原因，因为稀有，所以珍贵。我羡慕那些名人隐士的悠然超俗，但是被世俗的污渍浸染的我们早已无法挣脱，我只希望能够在无法挣脱的同时，有想要挣脱的意愿，至少为自己的心灵保留一份净土，让东篱下的幽菊依然飘香。
【篇三：站在幸福的门口】
幸福总是披着轻纱悄然而来，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她就已经随风而逝。捕风捉影似的追，我们却只抓住了她的尾巴。真追不到就不追了吧，如此这般淡然，也未必不是一种幸福。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已经站在了幸福的门口，只需要轻轻的推开，便会有意想不到的快乐。
是谁在东篱边伴着淡淡的菊香纵情的歌唱？是谁躬耕陇亩，衣襟上还沾着露水和泥土的清香？门前的五棵柳树的枝条是否已窜出新绿？东晋的陶公在那片田地上留下了最响亮的吟唱。在那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他不为五斗米折腰，面对乡吏束带相迎的无理要求，他毅然把大印挂在彭泽县的大堂上，扛起锄头，选择了回归黄发垂髫，怡然自乐的田园生活。虽然日日“躬耕于南亩”难免劳累，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灵闲适，无需阿谀奉承的精神自由，与邻居老翁畅饮话桑麻的真实生活，谁又说拒绝五斗米的诱惑不值得？他坚定的走向了远方，一步又一步，在模糊的脚步声中，分明透出了厚实的力量。他的身影在岁月的河流中渐渐远去，我却分明听到渺远歌声中的幸福。陶公，率性而为，淡然而活，轻易间便摘得了幸福这轮明月。
豪放旷达的“诗仙”李白又何尝不幸福呢？面对滔滔黄河，汹涌澎湃，大声高呼“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字字句句，牵我心，动我魄。那种寒风吹不倒，冰雪压不弯的孤冷与傲岸，叫人钦佩，看那如银河泻落九天的的庐山瀑布他高唱“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何等潇洒，何等豪迈！幸福之于李白，是一壶香醇的美酒，是赏不尽的奇山异水，是香飘十里的桃花……他就好像站在幸福的门口，只要有一份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坐观天上云卷云舒的闲情雅致，一份淡泊宁静的心境，幸福就会遥不可及。
有些人正处于幸福之中却感觉不到幸福，那是因为自己给自己设置了重重障碍，就如蝉是被自己吐的丝裹在其中的。我们需要真实的与世界沟通，也应该始终都相信，自己处于幸福进行时，自我身心的充实恰是幸福的投影。
幸福是一株殊异的四叶草，被包围在繁芜的草丛间，一颗露珠在上面慢慢凝成，摔下来，幸福了冬眠醒来的小虫；一枚成熟的果实砸落其上，幸福了一只正欲果腹的动物；一个赶路的人踩上去，幸福了他疲惫的双脚……幸福其实很简单，每个人都不曾缺少幸福。
茫茫花海中，你只能收获一缕芬芳，撷取一抹笑容。你得到的，虽不是最鲜艳夺目，却是最打动你内心的一朵小花，那是生活的沉淀，是属于你的，微笑着的幸福。
何以寻得幸福的笑颜？自信，勇敢，从容的生活，等待幸福来敲门。
【篇四：人性的“樊笼”】
在当今这个互联网遮天蔽日的时代，如潮水般波涛汹涌的大数据将我们原本的完整生活分割的支离破碎。笛卡尔曾经说过：“我思故我在。”认为人类本身才是一切精神思考的主体。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下，我们身心俱疲，疲惫到了几乎将一切值得思考的东西统统舍去的地步，成了一具空壳。人性也在那时被锁进了无形的樊笼中。
苹果公司总裁库克认为，人类像机器一样思考比机器像人类一样思考更值得担心。机器的思考方式是死板的，依据原先设定好的程序来进行是非判断，绝对公正的同时，不免少了几分人情味。人类的思考方式与机器亦有相同之处，亦是凭借一个标准来断是非，明对错。这个标准，就是人性。
昔日八国联军侵华。八个国家，总共来了大概个十万人，坐着运兵船来到北京城下的洋人还没城里清军的十分之一多。即使装备强悍，士气高涨，也难以攻克北京这座坚城。令人震惊的是，在国家风雨飘摇之际，有些人却站到了国家的对立面，帮着八国联军端茶送水，挖地道，指暗道。罗斯福这类不大看得起老中国的人对此现象嗤之以鼻，说：“中国地广物博不假，人口也众多，但论凝聚力却是一盘散沙，我们绝不能重蹈中国的覆辙。”自近代以来，利益成为了我国人民的立身之本，我们缺少一种民族国家的观念。说的再为确切点，就是少了人性！
再来看看当今社会，老人摔倒的问题经常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条上。“老人摔倒了，扶还是不扶？”这句话不仅是在拷问我们的心灵，更是在向这个冷漠、机械、祛魅的荒凉世界发出质问。人与人之间像多了一层看不见的隔膜，整个社会趋向于功利化，人性也开始渐渐显得鸡肋起来。许多借着功名利禄上位的人回首一望，看看束缚了自己多年的“人性”其实“并无可取之处”，便轻而易举的将它随手丢进樊笼，永不复提。
梦中，陶公的身影渐渐远去。我急忙追上去拉住他问：“潜公为何“出关”而去呢？”陶公先是缄默不言，随后缓缓开口唱到：“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唱罢轻轻把我推开，一个人走向无边无际的黑暗。陶公的那一句话跨越了千年来到当今这个社会，不断警示着我们人性道德的消亡。以人性来思考，是我们富有生命力的体现，机器的思考却是死气沉沉的。中华民族千年的传统美德绝非束人手脚的铁铐。它们是先人的精神世界，是智慧的结晶，是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民族至宝，理应受到尊重和保护。我们却偏偏抛弃了人性的活力思考，精神的宝贵火种，拾起了死物的思考方式。这是在扼杀蓬勃的生机，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的污染和亵渎！
鲁迅先生在一个艰难的时代勇敢发声：“我们要拿来！”。所谓的人性，最初也是先哲们从一大堆良莠不齐的文化中拿来的。代表着对自身本心的回归与精神世界的再一次升华。如今我们轻易的将它丢入樊笼，做了一具不会思考的行尸走肉，每天机械死板的活着。可叹，可悲！
我们应当回归人性化的思考，是时候让人性冲破樊笼了。
苏轼早年轻狂骄纵，文章词赋皆通。此时的他还是拒绝不了名利的诱惑，将人性锁进了樊笼。联系到我国古代文人的“入世精神”，这一点不足为怪。他遭到连番贬谪之后，却将人性释放了出来，修身养性。写文章不再为了浮华虚名，而是探求人性根本，质问自己。最终名列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此时的他不应该叫文人了，应叫他“哲人”。他从未主动释放过人性，是人性自发的回归了，出现在了他的身上。若我们也可以像苏轼一样修身养性，令人性主动回归，必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变革。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让人性冲破樊笼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达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提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人生境界，更是难上加难。一百年太久，我们只争朝夕。即使不能完全摆脱利益的桎梏，对于回归本性、把握人生却是大有裨益。樊笼一开始就是无形的，若是能不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迷失自我，坚持本心，人性总有一天会回归到我们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