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无为的庸人，清高的文人，和“卑鄙”的圣人。

无为的庸人，并非乱世之首恶，也并非阴险之奸贼，他们胆小，求安稳，不求建功立业，可也不特意为虎作伥，他们只是求田问舍，和光同尘。这类人，留不下名字。

清高的文人，厌倦乱世的污浊，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便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他们有志，便不愿跳进乱世这潭脏水，于是便有了阮籍穷途之哭，彭泽东篱采菊。他们一边在浑水上划着船，一边唱着“桂棹兮兰桨，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江上回荡着悠扬的歌声，浆划过水仍是浑水。

“卑鄙”的圣人，宁我负天下人，绝不许天下人负我。跳进这潭浑水，他们击水逆行，身上沾上了淤泥，可他们走过，建周立业，扭转乾坤。他们不仅仅会衔觞赋诗，他们更有手段，有心计，有权谋。他们不同于隐士，多了一分浊气，甚至是污点和鲜血，可他们也多了一份霸气，多了一份成就，一份建树。

无为的庸人固然不可取，但在高洁的文人和“卑鄙”的圣人之间，该选哪条路呢？

选当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固然可以呤诗作赋，纵情山水，芳名万古，可哪个不是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又如明朝的海瑞，虽然为官刚直，清正廉洁，可他所生活的嘉靖朝却混乱不堪。外有倭寇，内有佞臣，百姓饥馑，战事不断。诸葛亮所言，“悲守穷庐，多不接世”，虽非针对此类人，可也若合一契。

选做曹操一样的人，便不可与高洁有缘，会逢迎，会郫躬屈膝，会权谋狡诈，可他们却能实践自己的志向，为万世开太平。曹操选择了后者，他并非没见过世间的污浊，也做过与陶渊明相同的事：隐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统兵征战。终于控中原而辖塞外，奉天子而令不臣，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说他也曾奢戮名士，独断专横，猜忌多疑，僭越称王，可也建立了霸业，安定一方。戚继光虽说左右逢迎，行贿受贿，但也因此可以施展抱负，扫除倭寇。

如果可以的话，我自然愿意当高洁的能人，但如果非要在上述两者之间选一个的话，那我愿意与曹操做一样的选择。“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

想让青云之志埋在地下，功过之流，后人评说。平生心志得以完成，夫复焉求？只是希望我面前的世界，是一潭清水，毕竟，现在不是魏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