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水痘风波】

（一）

我发水痘这件事，是我从珠海回来后的那一天晚上发现的。一开始，我们全家都以为我这是被虫咬的，可是当天晚上我就发热了，我知道肯定不会是被虫咬这么简单。

第二天早上醒来后，我发现身上的痘痘又多了很多，于是，爸爸妈妈带着我去医院检查。我们来到三楼的皮肤科，等待叫号进去检查，不一会儿，就轮到我们啦，我们进了门，妈妈问医生：“医生你看一下他身上发的是不是水痘？”“肯定是的喽，”那位医生自信地说道，“那我给你配点药，差不多七天之后就会好的。”爸爸妈妈感谢了医生，然后就去拿药了。

我们回到家，爸爸妈妈对小又说：“这段时间哥哥发水痘，你不要靠近他哦。”安全起见，爸爸妈妈决定这两天把我和小又隔离，我住奶奶家，小又在自己家。能住奶奶家我真是乐坏了，这也是生病的福利。

第三天，也就是医生说的水痘爆发的那一天，我的上半身几乎已经全是水痘了，就连脸上都长了许多，包括我的四肢，并不像医生说的那样不会长，而是也长了很多。爷爷给我涂药膏，涂好药膏之后，还给我吃了一大一小的两颗胶囊，然后我就躺在床上休息了。那一天的中饭和晚饭我都几乎没吃，因为我的喉咙发炎了，爷爷看了看，认为是我的小舌头耷拉了下来，就用筷子蘸了一点盐在那里涂了一下，可是好像也没有特别明显的效果。

第四天，我发现水痘褪下去那么一点点了，喉咙却还是依旧很痛。

后面的几天我都按时吃药、好好休息，第五天、第六天，一天比一天好转，到第七天的时候差不多就痊愈了。

（二）

这一次是我弟弟长水痘了，这个时候我们在嘉兴外婆家。

那天晚上我们在洗漱的时候发现，小又的身上长了和我一模一样的小痘痘，这次我们可不是认为这是被虫咬的了，但心里还是希望是被虫咬，因为谁都不希望他长水痘。

第二天，外婆和小外婆带着小又去医院检查，诊断结果就是他也得了水痘。听到这个消息我很内疚，因为是我把水痘传染给了他。不过稍微可以安心一点的是，小又没有发烧，喉咙也没有痛，症状比我轻很多。医生给小又开的药和我的药也差不多，只不过没有胶囊，毕竟他还是小孩子，不会吃胶囊。

小又也每一天按时吃药，按时涂药，一周之内他也痊愈了。于是，外婆就带着我和小又去玩了游乐场，不用担心自己会传染给别人，也不用担心玩好之后会很难受。长水痘的过程有点痛苦，但是长过了之后就不会再长了，这个也是挺不错的。

【篇二：外号风波】

鄙人姓黄，身上没有几两肉，所以从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黄豆芽”这个外号就像影子一样陪伴在我的身边，每当同学们笑嘻嘻地叫我“豆芽”，我也只是笑一笑，大不了多长几斤肉，就没这个外号了。

可是，上了初中，为了同学们之间更好地“交流沟通”，所以我的外号也被某些人“更新”了，原本的“豆芽”竟被他们改成了，改成了“大黄”这一个新外号。

What？这是什么鬼？“大黄”不是某种宠物的名字吗？拜托，开玩笑也没有这么开的呀！

于是乎，班上的每一位同学见了我都要一脸“阳光”地跟我打“招呼”。没关系，没关系，这就当做是他们对我的“爱称”吧！

所以，每每听到“嗨，大黄！”的声音，我也就会习惯地回头应一声。不过后来有人叫我“狗”或是看见狗就说：“看！大黄！你的伙伴！”我就不能忍了。

其实，我还有一个外号，它源于历史课，是我们刚学鸦片战争时的，老师在台上刚说：“吸毒的人骨瘦如柴的……”话音未落，刘某人便大声叫了起来：“像大黄那样！”弄的老师和我好不尴尬。“吸鸦片的！”还有人在下课后对我捂嘴偷笑，我能怎么办？我也很无奈啊！算了，乐观点儿，恭喜我获得新外号“吸大烟的”。

有时候，大家叫我外号我并不是很反感，不过一旦出现言语辱骂，我也不是每次一笑而过，虽然我瘦，虽然我姓黄，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篇三：斗嘴风波】

今天下午，晚补刚结束，一场斗嘴风波便忍不住激烈地开始了。

号称“天下第一胖”的曹静怡悠然自得迈着她那缓慢的双腿，一摇三晃地走到垃圾桶旁，漫不经心地拿起了那扫把，不急不慢地去了第一组开始展现胖子才拥有的“杰作”。

打扫第二组的刘福健早看不下去了，对曹静怡说：“你快一点儿呀！”“要你管？”曹静怡对刘福健说。“不要我管大家要管，你不打扫完大家都走不了。”“要大家管那为什么没有投诉我？就你嘴欠。”“我投诉！”“我投诉！”“我也投诉！”顿时，听到曹静怡话的人没有一个不投诉她的。曹静怡蒙了一下，但很快又反应了过来：“既然你们都投诉我我不干了！”曹静怡扫把一扔，书包一背，头也不回地到门外坐去了。现在，我告诉你们曹静怡卫生打扫完的样子：脏兮兮的地面，乱七八糟的课桌，就连椅子都弃职向第四组奔去。

虽然曹静怡不打扫了，但我们却格外高兴，因为终于没人跟我们捣乱了。

没了曹静怡，我们打扫的速度也快多了，不到十分钟便完事了。

【篇四：作业风波】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想看电视，妈妈却要求我读半小时英语，再做一张数学试卷。我摇了摇头，一点也不想写作业，真的好想放松一下。可妈妈却一定要我写，我只能无奈地关掉了电视。妈妈看我把电视关了，就放心地走出房间。

妈妈刚一出门，我又打开了电视，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我正在看到精彩部分，妈妈突然推门进来了。她看到的并不是在写作业的我，而是在看电视的我，她的脸色顿时阴了下来：“所以你刚刚一直在看电视？”

“是又怎么样？”也不知道是谁给我的胆子，就顶了这句话，谁让我实在是一点也不想动笔。

看到我若无其事的样子，妈妈脸上表情瞬间变得严肃起来，他瞪大眼睛，瞪着我又问了一遍：“你刚刚是真的一直在看电视？一个字都没有写？”

“是啊，我就不写，你拿我怎么着？”我抬起了头，双手叉腰也很生气。

妈妈眉毛皱了起来，手握成拳头，只觉得此时房间里的空气都凝固了，我多么怕她打过来。但我还是厚着脸皮对妈妈大吼：“天天就知道说说说，除了说我，你还能做什么？”

“你！”

看到妈妈气得通红的脸，我觉得自己说错话了，但我并不想承认自己的错误，妈妈扭头就走回了自己的房间，我们各自做起了自己的事情。从那时一直到半夜，我一句话也不和妈妈说，别问我为什么，我在赌气！到了晚上12点，我爬到妈妈床上，紧紧地搂着妈妈睡着了……

【篇五：假钞风波】

“真是晦气，工资里竟有张假钞”。

老爸半躺在床上，双手各举一张百元大钞，对着明灿灿的灯光，其中一张无处遁形，露出了真面目。

“给我，让我在同学们面前炫耀一下，顺便脱手”。手一把抓过老爸左手中的假钞，得意道。老爸无奈的冲着我翻了个白眼。

“看看哥们的浑厚资产”。下课后，我一只手高举着招呼人，另一只手紧紧的握着那张假钞，握着它的瑕疵处，得意的托着那张假钞。“给我看看”。“让我摸一下”。……各种声音响成一片，心里暗道：终于知道怎么脱手了。

又是一节课，我把假钞放到课桌里一个显眼的角落，上完厕所回来，果然不见了。强忍心头的得意，扯出一副焦急的神态，在书本中扫了扫，又俯视地面，终于在上课铃声中把找钱的“焦急”压了下来。但心里却为终于把假钞脱手而高兴。

而拿了那张假钞的人，竟被我那“焦急”所不安，又偷偷的放了回来，顿时我欲哭无泪，不得不铤而走险。

回家时，我搭了个出租车，奢侈了一把。一路上，我由起先的舒适安逸渐渐的变成了七上八下。双眼死死地盯着计价器，揉着自己的私房钱和那张假钞，对上天祈祷让钱少些。终于，到了目的地，“到了”。司机师傅转过身，和善的说，我犹豫着把左手的假钞递给他，心提到了嗓子眼。我下意识的看了他一眼，他的眼睛里充满亲切以及一丝极深的倦意。忽然我想到了英语课上老师与他们的题外话，司机每天必须赚500元才不算亏。他们得跑多少趟，我把假钞给他，不就是让他的辛苦付之东流，一股歉意涌上，左手猛地缩回，把那张10元的钞票给了他。

下车后，回想一天，同学因为我的假钞惴惴不安，司机师傅险些白忙活，心头的惭愧与内疚涌上，双手飞快的舞动，一张张碎屑飘落，结束的还有一场风波。

【篇六：水痘风波】

“我们班的踪梓轩得水痘啦！”这个消息我们教室炸开了锅。随后，我们听到了一个悲惨的消息：“我们班被隔离了！”从此，我们过上了“与世隔绝”的日子：我们不能在音乐教室里放声歌唱，不能到操场上尽情玩耍，更不能到科学教室做有趣的实验，就连每天必做的广播操也禁止了。每次外面传来的欢声笑语，我们的心里无比难受，我们是多么向往外面明媚的春光啊！

再过几天就是运动会了，班里的同学们都在议论纷纷：我们能不能参加这次的运动会呢？有的同学说：“肯定不行，我们是被隔离的，肯定不能参加这次运动会了！”还有的同学说：“我们已经准备了好久了，我们也没得水痘呀！为什么不能去！”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希望老师能让我们下去参加运动会就好了。

运动会那天早上，我的心情无比的低落。突然，杨校医走了进来，对我们说：“我来对你们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如果没有人感染水痘，就允许你们班参加运动会。”紧张的检查开始了，我忐忑不安，生怕校医检查出问题来。这时，一声尖叫声打破了教室的宁静。“钱运祥的头上有个红色的点点！”我的心一下子提高了嗓子眼上。经过校医的仔细检查，最后确认那不是水痘，而是蚊子包。哎，我深深地舒了口气，心中的大石头也落下了地。整个班检查完了，杨校医大声宣布：“你们可以下去参加运动会了！”“耶！”我们欢呼雀跃。

这场有惊无险的水痘风波总算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