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政坛多星斗，受用与不受用，只看政见合与不合罢了。而众多文人墨客就不受用发表感慨。表面看是时运不济，无明君赏识，实则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晋有陶渊明。陶渊明独爱菊，爱菊之隐逸、谈泊、超然。而在我看来，隐逸不如说是“安逸”更贴切些。晋，天下纷争，皇权飘摇：菊，超然于世，自得于己。晋，万民于水火之中，哀鸿遍野；菊，隐逸于山水之间，自诩清高。这就决定了陶渊明一生仕途的潦倒，还有后来人不绝的惋惜与赞赏。

但处于乱世之中的晋，需要的也许不是一个超然脱俗的隐士，而是千千万万个致力于民生的仁人志士。不能为君分忧，何谈君臣忠义？不能为民请命，何谈仁爱天下？不能救民于水火，何为志士仁人？窃以为，陶渊明身为一名儒士，却辜负了儒家出仕济民的本愿。

陶渊明为一己之不遇吟出“不为五斗米而折腰”，错矣。作为父母官，应心怀仁爱，济泽百姓，敢于担当别人无法承担的重任，而他竟受不了些许讥讽。他放浪山林，悠然自得，美曰“隐逸”，其实不过是“逃避”，逃避现实对他那微不足道的不公。作为有才能的人，当然能够脱俗离世，悠然自得，而那些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黎民百姓，又要靠谁去拯救呢？

如若说陶渊明身居下位，心有余而力不足，那堂堂的楚国三闾大夫，又为何要自断退路？三闾大夫，朝中高官，却因不满奸佞当道，因而奋力谏言，最终触怒了楚王。当朝高官、宗室近臣却因不满奸佞小人，而自断退路，若心有不屈可退一步暂避锋芒，何必不顾实力悬殊与之冲突，做无谓的牺牲？何况奸佞的背后还有楚王的纵许。终于，含泪孤投汨罗江，忠义之举虽可歌可泣，但除了惊起一滩污浊的江水，和后人徒劳的哀叹，又能如何？

西汉贾谊以一句“不问苍生问鬼神？”向世人尽诉心中苦楚，博得众生怜悯。但据正史记载，汉文帝并非昏庸无为的帝王，反而是一位开明有为的君主。“文景之治”的开创，为汉武大帝建立丰功伟绩奠定了基础，更使他占得史书一席之地。贾谊，洛阳一介书生，却想汉文帝在顷刻间全盘接受自己的政见，的确有些妄想，仔细分析，贾谊倒是显得求成操之过急，气量太小罢了。

从政应为民请命，心怀仁义以济万民。如果你不能像曹孟德一样创造时势的话，那你就只有等待时机，等待一个最适合你政见的时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功成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