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时，学妹拿着初中的数学书，让我勾画重点。记得她那学期将要学习的是“负数运算”，涉及到的知识框架十分严密，当时看看学妹的数学教材，实在不知道从何下手，只好说：其实都是重点，要好好学，这是打基础的阶段。

今天在看鈡叔河先生的《过去的大学》时，了解到过去的北京大学（大概还是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吧），就已经开始时兴勾画重点了。学生上课的时候看看杂书，期末了看看讲义，“幸运”的话，老师会给学生一个重点范围，学生是省力气了。但究竟学问长了多少，存乎疑问。

最近也在思考，为何北大在那个年代能够大师云集。我想与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有极大关系的。

做学问，有博雅之家，也有专攻一方之士。这是个人的风格，无关对错。更多情况是，针对一个“重点”，苦心经营数十载，更易获得成就。特别是针对文史科目，没有丰厚的积淀与钻研精神，是不可能获得深入的体悟的。当然，这里的“钻研”也是相对的，只要与宏旨相关，皆属钻研学问之列；甚至饭后的散步，也可以成为启发灵感的手段。

做学问，固然不能面面俱到，固然需要重点攻克。但这与“勾画重点”差异极大。做学问选择的重点，是主动思索，甚至皓首穷经，寻得的“真问题”。而学生时代勾画重点的做法，是在众多的“真问题”中，挑拣应试条目，而不是为了增长学养，这样做的后果是减损掉自身的积极性。

大数学家陈省身强调了“自动的能力”的重要性，即：人需要有自主性。

而过分地依赖于老师勾画重点，便将自身的学习精神抛弃掉了，将探索未知领域的执着劲头消解掉了。逐渐地，这些依赖于老师划重点的学生，将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当生活中没有人为之勾画重点的时候，将不知所措。

我们国家的学生，为何能够在少年时代领先于很多国家的学生？我认为，这不是学生的胜利，而是学生背后的“智囊团”——老师——的胜利，代价就是，少年少了许多独立思考的时间，导致诺贝尔科学奖鲜有光顾华人。即便聊聊的几个，也多是国外体制下，大展手脚的人士。同时，我国少年的“早慧”，往往是以牺牲兴趣为代价的。少年，应当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在绿茵场上奔跑，在夜深楼高处吟诗作赋。而真正又有多少人敢于突破社会的紧箍咒呢？

以上论及了学术上的“真重点”，与建构知识体系时偷工减料的“伪重点”的区别。

“重点”是需要需找的，而寻找重点的正当性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寻找重点的目的。目的是否纯正，也是康德意义上“善”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