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眼泪流过中华文化】
前些日子在看一篇文章，叫做《流泪的滕王阁》，滕王阁的忧伤无声无息地追随着，每一寸板，每一抹朱丹都在心弦上颤动，诗里是伤痕累累的王勃，诗外是为他伤心的我们。
“物是人非事事休，未语泪先流”，眺望滕王阁外的水云间，茫茫岷江水欲拍栏杆，浅云灰灰趁着阁，入一双饱含泪水的眼睛。
中华文化的动人之处，莫过于在眼泪中让人得以宣泄，一半在海中，咸涩的焦灼。
若说中华文化真的具有包容性，那么多人在她的世界里哭泣。李清照“凄凄惨惨切切”无处诉说的悲凉，李白拔剑四顾的茫然，李煜家破人亡无法挽回的伤感，路游、辛弃疾、文天祥的一腔爱国情，承载在泪中轻吟浅唱，“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
眼泪，也许不能诉说太多的情感，但却是暗合了太多的经过。
“天下无知者，便竖子成名穷途而哭”，那是纷乱的愤恨之泪，我仿佛看到李清照的双泪长流，那是对南宋的无奈之泪。眼泪，记录了一个时代。
中国，也许因为有了这些流泪的文人，才有了息息不断的鲜活生命，而这眼泪又几经流传，
流到后人眼中，我们无法忘记这些伤感的文人，他们对世人有的缺憾，耿耿于怀，他们无法生活安宁，不能战胜世界更无法战胜自己。
一个又一个，一代又一代，悄然而来，溘然长逝，留下了眼泪，
留下了风雨中票演的背景，一个属于东方的文化情结，不息的记忆。
泪，化为烙印，镌刻中华文明；泪，折射永恒，光耀中华文明。
我想，在这个年代，我们不怕笑容消失，而怕在眼泪中了悟人生，了悟中华文化。我们应该更清楚，泪是一种精神的包含，透过它，我们可以看见一切。
眼泪，晶莹又可贵，滋润了中华千年，让我们看见未来，回味过去。
【篇二：阮籍猖狂】
魏晋时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种：无为的庸人，清高的文人，和“卑鄙”的圣人。
无为的庸人，并非乱世之首恶，也并非阴险之奸贼，他们胆小，求安稳，不求建功立业，可也不特意为虎作伥，他们只是求田问舍，和光同尘。这类人，留不下名字。
清高的文人，厌倦乱世的污浊，不愿同流合污。于是便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他们有志，便不愿跳进乱世这潭脏水，于是便有了阮籍穷途之哭，彭泽东篱采菊。他们一边在浑水上划着船，一边唱着“桂棹兮兰桨，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予怀，望美人兮天一方。”江上回荡着悠扬的歌声，浆划过水仍是浑水。
“卑鄙”的圣人，宁我负天下人，绝不许天下人负我。跳进这潭浑水，他们击水逆行，身上沾上了淤泥，可他们走过，建周立业，扭转乾坤。他们不仅仅会衔觞赋诗，他们更有手段，有心计，有权谋。他们不同于隐士，多了一分浊气，甚至是污点和鲜血，可他们也多了一份霸气，多了一份成就，一份建树。
无为的庸人固然不可取，但在高洁的文人和“卑鄙”的圣人之间，该选哪条路呢？
选当陶渊明一样的隐士，固然可以呤诗作赋，纵情山水，芳名万古，可哪个不是壮志未酬，郁郁而终？又如明朝的海瑞，虽然为官刚直，清正廉洁，可他所生活的嘉靖朝却混乱不堪。外有倭寇，内有佞臣，百姓饥馑，战事不断。诸葛亮所言，“悲守穷庐，多不接世”，虽非针对此类人，可也若合一契。
选做曹操一样的人，便不可与高洁有缘，会逢迎，会郫躬屈膝，会权谋狡诈，可他们却能实践自己的志向，为万世开太平。曹操选择了后者，他并非没见过世间的污浊，也做过与陶渊明相同的事：隐居。但他最后还是选择统兵征战。终于控中原而辖塞外，奉天子而令不臣，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虽说他也曾奢戮名士，独断专横，猜忌多疑，僭越称王，可也建立了霸业，安定一方。戚继光虽说左右逢迎，行贿受贿，但也因此可以施展抱负，扫除倭寇。
如果可以的话，我自然愿意当高洁的能人，但如果非要在上述两者之间选一个的话，那我愿意与曹操做一样的选择。“孟尝高洁，空余报国之情，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我
想让青云之志埋在地下，功过之流，后人评说。平生心志得以完成，夫复焉求？只是希望我面前的世界，是一潭清水，毕竟，现在不是魏晋。
【篇三：遥远的绝响读后感】
不是所有的风流，都显得壮丽而又难以触及。
称此独为“魏晋人物晚唐诗”，绝不为过。
魏晋之风流、魏晋的洒脱与不羁，魏晋的处处透着锒铛之气的“潇洒”，之所以独特于现世，或许是因为余秋雨先生在文中所说的，它诞生于“黑暗、混乱、血腥的挤压”。
先是阮籍，他那种难以掩藏的文化感、历史感，在魏晋这个纷乱的时代与无数的鲜血与头颅碰撞、融合之后，超脱出一个更有标志性的洒脱的形象。“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当他驾着木车悠闲游荡，在绝路前眼眶喷涌而出热泪的时候，那必然不是悲哀于无路可走。那是一种错杂而浑厚的情感，是一种找寻，是只哭给自己听的来自心底对现实对生活最为真实的嘶吼。他的狂放、他的不拘礼法，至今都难以被人接受，可何尝不能试着去效仿他在穷途时的大哭呢？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真实地面对并释放自己的心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在末路之前长叹一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我们不懂他究竟此言何意，但我们懂他的充满寂寞感的豪情——那蕴藏在面向天地之间一声震颤万物的长“啸”中的厚味。他不想做英雄，因而他只叹英雄，叹这纷纷乱世、竖子称王。他已将世事看得透彻而深刻，因而他只要由着心去表达一个最真实的自己。我们学不来，因而只能仰视于他的洒脱，那种不满足于世俗的追求乃至到了戏弄的程度的洒脱。我们，最多也只能活得潇潇洒洒罢了。
再是嵇康——对于余秋雨先生将他称为“中国文化史上第一可爱人物”的说法，无可争辩，他的个人形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比阮籍高出许多。他的潇洒，甚至近乎漠视一切。他选择了隐居，像世世代代众多文哲圣贤一样过着自己不受打搅的生活，但他又不与那些深居山林的弃世者等同——他竟略显荒唐地在洛阳城外叮叮当当地打铁。他不在乎尘世的热闹与繁杂，他甚至对此感到鄙弃，他所追求的只是自己真真正正所想要的，那永远的安宁与满足。他坚守着自己最不可侵犯的界限，一条已近乎到略带傲慢的界限——但那不是傲慢。他的风流洒脱已将他隔绝在一个常人无法触及的安宁而和谐的圈子里了，因而他能看到旁人是何等的呕哑嘲哳。他会写一脸的嘲讽与不屑，却绝不会被那些无用的音响搅乱了心思。当他最终淡然地坐到刑台上将一曲就此失传的《广陵散》弹毕从容赴死的时候，历史这一端的我们，也被震撼了。这是何等的风流，何等的淡泊万物？他的风流与超脱已在他身首异处的前一刻，毫无保留地弥散进历史的长河之中。
可叹的是，阮籍穷途的悲鸣长啸，嵇康赴死的一曲广陵，竟会成为历史的绝响。
抑或说，他们那种难以复制的风流，也成了转瞬即逝的一缕青烟，只存在了他们的那个时代，那短短魏晋之中又更显渺小的那一段历史之中。连他们血肉中剥离出来的后代，也完全不曾流淌一点点风流的血液，忠心耿耿地终命在官场之中。
我不知该如何悲于这已逝的风流。
转视现今，当风流被冠以贬低的意思的时候，又一批已在中国的时间轴上销声匿迹的“风流”者乌泱泱地重现在这片土地上。他们不谙世事，放荡形骸，趾高气昂地从人群中走过——他们是“风流”了，他们甚至已经超出了“风流”所能包纳的范畴而到了狂妄而放纵的地步。他们自以为已经达到那些“冥顽的古人”苦苦追寻一辈子却也只能在日薄西山的岁月里短暂享受的那种独立于浮世万物的境界。他们以为那样高傲地俯视一切、鄙视一切、将尘世污秽的万物看得一文不值的时候，他们可以孤高地活。但他们可曾知道，他们这样的流里流气早已将“风流”二字抹得乌黑乌黑。他们也许可以“孤高”地行走在这个社会，但重点必然会是落在那无情的“孤”字上，他们也将必然成为这个他们眼中“俗不可耐”的世界上最终腐朽在这“俗”的泥沼中最另类的极端。
还有谁记得那个风流的年代，那些风流的人物，那份真正的意义上难以企及的风流呢？
当我们向往着“诗意地栖居”的时候，不要忘了还可以追求“风流地生活”。风流，是一个时代的财富、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而它更能是一个人真真正正作为有思想有自我的个体存在过的体现。
【篇四：文明的韧性】
滥觞于黄河的中华文明起初并不夺目。当与它冥冥中遥相呼应的古代文明相继湮灭，空中花园已为绝迹，它却在九州大地上安静流淌，孕育生命。大河文明中，唯它深谙水的精魂，凭着那股子韧性，浩荡而行五千年。
中华文明柔软其表，坚韧其里。它少了一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少了一份绝对纯粹，却多了一份包容与融合，从此，便拥有了不喧哗而自有声的从容。万物皆可为我所用，而万物也皆为我。狂风、大雪，也可化作清风、甘霖，成为文明独特的一部分。但无论再怎么改变，它就像每条河流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汇入大海那样，让多元在统一的构建里生长，让多元凝聚成统一的力量。
古代文人，是中华文明的韧性旷远的投影，在他们生活的时代里。他们总能在儒的理想受挫时寻找另一片精神净土。或是从南怀瑾先生所说的药店一样的道家，百货店一样的佛家中找寻，或是流连在隐士的东皋。陶渊明官场沉浮三十年，却终能抽身而去保全己志，循身山野，另辟蹊径，而不被官场的黑暗与腐败同化。正如王勃言曰：“阮籍猖狂，岂效穷途之哭？”古代文人没有穷途，只有“柳暗花明又一村”，只有“此心安处是吾乡”。通向实现生命个体价值的路在混乱的年代常是条死胡同，文人却用心的坚韧，开荒山，斩荆棘，转向一条鲜有人问津的小道，而到达终点。这转变的本质，却是心灵的柔软，一种知道现实与旧有理想不符后最深刻的包容。
中华文明，又有多少次像是走到了路的尽头？自道家、佛教兴起，儒学备受冲击。但它没有就此没落，反而在魏三教合流、唐儒学振兴、宋新儒学改革后，历久弥新。它以水的姿态，容纳了道佛，便不再有隔膜和对立，尽头也成岔口。
五胡乱华，中华文明危在旦夕。政权沦落，文明却悄悄乘着草原儿女的马蹄在无形的文化疆域里开疆拓边。直到北魏孝文帝极力推行汉化改革，有些人才后知后觉得发现，中华文明不但没有湮灭，反而在蛰伏中积攒力量。中华文明凭韧性，折而不断，胜之不武。
中华文明的韧性正是水的特质。“抽刀断水水更流”，它是无形的坚韧；“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它是无形的柔软。文明之水，亦如江河之水，始终哺育着这个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