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篇一：生而为人】

近些年来，对于人工智能的探讨愈发如火如荼，从国际的研讨峰会到街头巷尾的热议，渐成鼎沸之态。其中一派观点表达了对人工智能的深深担忧，认为这是人类所做的一个自我灭绝的错误选择。

我曾看到过这样一种解释：假设有一个很简单的智能机器人，它的任务是每天为你送咖啡。那么，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它的程序中便有一个预设的逻辑——保证自己的存活。如果此时有人要终结它的“生命”或是挡在了它取咖啡的路上，那它会做什么？极端情况下，杀害人类。

这听上去很不错，像是一个人工智能伤害人类的极好的理由。但是，这个“取咖啡的机器人”发展出自我意识了吗？它像人类一样思考了吗？并没有。它仅仅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不择手段地”达到了为它预设的结果而已。事实上，如果它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思考，那它恐怕就没有如此危险了。

危险的不是像人类一样思考的计算机，而是像计算机一样思考的人类。正如苹果公司总裁库克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当担心的是人类像计算机一样思考，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罔顾后果。只可惜，我们现今热衷于讨论计算机的“思维”，却疏于审视人的精神世界。

生而为人，价值观和同情心是我们理应拥有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背景，价值观和同情心的内涵或许有所差异，但其中必然有恒常的人类共同追求。生而为人，我想我们是诊视“尊严”的动物——因为我们诊视自己的尊严，所以同样竭力去维护他人的尊严，维护人类共同的尊严。

作为人类的意识，价值观自有其差异性，然而诸如“和平”，“自由”，以及一些人的基本权利，却是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人们始终共同追求，为之奋斗的。例如周公旦制礼作乐，以礼制彰显社会成员的等级差异和身份地位，以舞乐史诗激发认同感，以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在今日看来，其对于“等级差异”的突显无疑与“平等”之观念水火不容。然而，看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应有历史之意见。这种“礼乐制度”在周朝无疑是稳定社会，改善民生的好举措。尽管如今的我们与周公旦隔了几千年，但我们共同的追求是民生福祉，是人的幸福，是人更好的发展，这就是一种恒常的价值。

而对于同情心的看法，自春秋战国始即有迥异。孔孟认为“人性本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当你看到坠入井中的婴儿，便会心生恻隐，这就是你的同情心。而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因而需要后天教化和外在的规矩约束，由此，荀子的学生李斯等人都成了推崇“严刑竣法”治国的法家代表人物。两种学说虽对人性善恶的认识不一，然而，究其根本，皆是希冀“乱世求治”，这份对于天下苍生的担当，即显扬了人的伟大。秦国后采用法家之道，的确走向了富强，虽则后来世人皆道“暴秦”，但若一概抹杀法家治国之功，却也是盲目的，无论人性本善或本恶，无论“同情心”的表现形式如何，我相信，致力于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人，当皆怀一份“同情心”在。

有了价值观和同情心，人才成为真正的人，才不会如机器一般只追求结果，却罔顾后果。如联合国成立之初，即遵循“大国一致”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协调各国利益。二战结束以来，世界各地局部冲突、小战不断，于是联合国“维护和平”的作用常遭质疑。然而那段美苏冷战的紧张岁月，即便再怎么“一触即发”，最终两个超级大国也还是没有发生正面冲突，避免了“三战”，联合国功不可没。再如“伊核问题”，经十多年谈判斡旋，终于达成协议；近日来，美国欲在伊核协议中新增条款，不仅伊朗反对，甚至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都表达了反对意见。这是因为人类见过焚烧的战火，见过生灵涂炭，满目疮痍，所以人类更懂得维护和平对全人类的重要意义。

而设若我们失去了价值观和同情心，那与机器又有何区别？希特勒也是选举上台的，但为了提振经济，为了民族复仇，为了种族主义，竟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那些执行屠杀的“刽子手”并不悔恨，只因为他们丧失了价值判断和同情心，他们失去了作为人思考的能力；而当“杀人”成为了一个预设程序，人就沦为执行的机器，这才是真正值得人震悚的“平凡之恶”。

所以，在考虑人工智能对人的利弊之前，我们应当先考虑“人”对人的利弊。尽管非常悲凉，但不得不承认，人似乎是仅有的会对同类发动种族灭绝的动物——有时仅仅因为意识和思想的差异。所以，我们应当时刻告诫自己，做一个真正的人，永远秉持正确的价值观和美好的同情心，做任何事，不仅仅是考虑后果，更希望给自己、给他人、给世界带来幸福。就如正蓬勃开展的“一带一路”建设，经济交流在先，文化交流在后，而最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蓝图。

生而为人，即有一份责任，用我们的热情、思想和实践去为这个世界上的生命谋求福祉。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幸福的，心中始终屹立的价值追求和对万物的同情悲悯，足够让我们昂扬而充实地度过这一生风雨。